1. 谈判最新进展：第13轮在北京取得积极成果
2026年1月19日至23日，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3轮谈判在北京举行。此次谈判延续了近年来双方加速推进的态势，围绕跨境服务贸易、投资规则、金融服务市场准入和负面清单管理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中国商务部在谈判结束后的通报中使用了“取得积极进展”这一措辞，在外交语境中通常意味着双方在关键条款上缩小了分歧。
这轮谈判的背景颇为特殊。2025年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后，中韩关系进入了被观察者称为“全面恢复元年”的新阶段。两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要“加快推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尽早取得实质成果”。商务部也表示“愿与韩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这种政治层面的推动力，使得第二阶段谈判从此前的“技术性磋商”升级为“战略性优先事项”。
2. 服务贸易：3000亿美元关系中的“短板”
理解第二阶段谈判的重要性，需要先看清中韩贸易的结构性不平衡。2021年至2024年，中韩货物贸易年均规模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20年稳居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然而，服务贸易的表现与货物贸易形成了鲜明反差。2020年中韩服务贸易额仅为185亿美元，到2024年增长至301亿美元，虽然增速可观（年均增长12.9%），但在双边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始终不到9%。
作为对比，美韩、日韩的服务贸易占双边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达到25%和18%。中韩服务贸易比重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阶段FTA主要聚焦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对服务贸易的开放承诺有限；两国在金融、电信、法律等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仍然较高；文化产业合作受到过去几年“限韩令”等政策因素的干扰。第二阶段谈判正是为了突破这些瓶颈。
3. 核心谈判议题：负面清单与金融开放
第二阶段谈判的核心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引入。与第一阶段的“正面清单”（仅开放明确列出的领域）不同，负面清单意味着“除了清单上的限制外，其余领域全部开放”。这一模式的引入将大幅扩展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开放范围。目前双方正在就负面清单的具体条目进行逐项磋商，涉及金融服务、跨境数据流动、专业服务资质互认等敏感领域。
金融服务是谈判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韩国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开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允许韩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更多分支机构、扩大业务范围。中方则希望韩国在人民币跨境结算、数字货币合作等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此外，跨境数据流动和数字服务贸易也成为新的谈判焦点——随着中韩之间电子商务、云计算、人工智能合作的深化，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安排变得越来越重要。
4. 文化、旅游、法律：服务贸易开放的三大受益领域
韩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公使曾明确表示，希望将中韩自贸协定的合作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文化、旅游、法律等服务领域”。文化产业方面，2025年中韩旅游往来已经强劲复苏——中国赴韩游客579万人次（占韩国入境游客的28.1%），韩国赴华游客316万人次。服务贸易开放有望进一步降低两国文化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推动影视合拍、演出经纪、游戏联运等合作深化。
法律服务的开放则对贸易服务企业有着最直接的影响。目前，中国律师事务所在韩国设立分所、韩国律所在中国开展业务都面临严格的限制。如果第二阶段谈判能在法律服务资质互认方面取得突破，将极大便利中韩企业的跨境商务活动。对于从事中韩贸易代理、合规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的企业来说，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将创造显著的业务增长机会。
5. 展望：2026年能否成为突破之年
两国领导人“年内取得实质进展”的指示为第二阶段谈判设定了明确的时间框架。从第13轮谈判的积极信号来看，2026年确实有可能成为中韩FTA第二阶段的突破之年。然而，挑战同样不容忽视。负面清单的逐项谈判需要在敏感领域（尤其是金融、数据和专业服务）达成妥协，这通常是最耗时的环节。此外，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的贸易政策走向和半导体出口管制——也可能对中韩谈判产生间接影响。
对于中韩贸易从业者而言，第二阶段谈判的走向值得密切跟踪。如果服务贸易开放取得实质突破，将为物流、金融、法律、文化、数字服务等多个领域创造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特别是对于摩科国际贸易这样专注于中韩贸易服务的企业，FTA的深化意味着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广泛的跨境服务——从传统的货物进出口代理扩展到合规咨询、供应链金融对接、市场准入策略制定等高附加值服务。中韩经贸关系正在从“以货物为中心”向“货物+服务双轮驱动”转型，抓住这一转型窗口的企业将在下一个十年占据先机。 作者：Minghao，上海摩科国际贸易（MO-TEK）